首先，中美学者有一个共识：吃野生动物并不是日常普遍存在的。勤洗手可能会成为人们在疫情中普遍养成的好习惯。除此之外，大家的讨论焦点就停留在吃饭上。中国人在宴会场合，大家各执一双筷子，在同一个器皿中戳来戳去，无意中交换了唾液，也分享了细菌———赵荣光教授将其归纳为“人手一筷一戳到底”。但凡有过旅居中国经历的外国人，对此都有很深刻的印象。宴请时，外国友人是否毫不介意地接受中国朋友用自己的筷子频频布菜？这样的热情不免让接受的一方有些尴尬，有人觉得用一双筷子吃中餐很容易引发交叉感染。

　　2003年SARS事件之后，普遍改观的情况主要集中在疫情最严重的珠三角一带。本次疫情发生后，中央、各省区的文明办、医学界、传媒界、食学界、餐饮界等，无论个人还是组织，纷纷提出了提升国人餐桌文明的倡议。大家在“人手一筷一戳到底”的问题上达成共识，一致认为这种传统进餐方式具有明显弊端和很高的致病风险。即便不是新冠肺炎，其他通过唾液、口沫传播的疾病，也是需要警醒和预防的。

　　当下，所有餐饮企业都在这场灾难的重创中艰难前行，彻底改变传统中餐宴会进食方式中的陋习，是消费者重拾外食信心的关键，也是刷新世界对餐桌上中国人印象的关键。改变的最佳途径究竟是推广分餐制、公筷法，还是双筷制呢？

观点一：

中餐西吃、彻底分餐的方式最能杜绝病菌传播

　　这个观点很显然是将分餐视作西方的舶来品，忽略了历史上各个民族都曾经有过分餐，并且在一些民族中仍然存在的事实。比如，日本也长时间以分餐为主，而日本人的分餐，又是明显受到唐代中国的影响。西方的分餐制，其形成和普及是近两百年来的事情，这些可以从欧洲遗存的大量宗教画、风俗画中找到佐证。例如十五世纪被许多画家描绘的题材《最后的晚餐》中，象征耶稣圣体的面包，就是盛放在公共的盘子里。当时的欧洲上层社会聚餐时，大都没有各自的餐盘，甚至习惯两人共用一块餐巾。餐叉是共用的，直到17世纪，刀叉才成为专人专用的餐具。在此之前，人们基本上用手直接抓取食物。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向日本人学习分餐制，因为卫生并非是日本人分餐的主要目的，而是客观效果。在锅物料理和怀石料理的场合，也会根据合餐的需要提供公筷。所以分餐并不是哪一个民族的独创。

　　中国人从分餐演变到今天的合餐为主，与中餐的食材丰富、烹饪技法、坐席和坐具以及筵程风俗等因素有关。也就是说，分餐固然可以做到杜绝病菌传播，但并不适用于大多数的中餐公宴场合以及特定的中餐菜肴。譬如鱼，西式的做法通常是不见首尾，多供应无骨的鱼肉；日式的鱼要么是刺身的做法，即便是整条鱼，大小通常刚好够一人食用；中餐的鱼，清蒸或红烧，多数是众人分享一条首尾完整的鱼，寓意美好，无论是上桌之前在厨房分好，还是上桌之后由服务员分割，都不合适。再有，中餐的许多大锅旺火爆炒的菜肴，讲究的就是“出勺装盘动筷子”那一口，若是上菜之前还要在厨房分好等份，再由服务员依次端给每位食客，不仅贻误了最佳的品尝时间，连品相色泽也大打折扣。

　　站在餐饮人的角度，尽管分餐制一时间成为疫后的流行，但很难长久坚持。我们调查了许多餐饮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，浙江余姚酒楼徐总就表示，较之合餐，分餐除了宴会气氛减弱，最大的问题还是经营成本增加不少。他的餐厅若干年前开始推行双筷制，疫情后期推出了分餐服务，互有比较。分餐服务，每桌需要配置两位厨师、1位跑菜和2位服务员。同样的餐标、同样的配置，可以同时服务5桌实行双筷制的客人。合餐时，两位服务员可轮流服务5桌客人，若是分餐，两位服务员就只能专门服务这1桌上的10位客人了。按一桌10位客人来算，上一道菜，分餐的话就要重复10次———单人所需的服务次数和时长增加了许多倍。高档餐厅或许可以把分餐作为提升服务档次的一种选择。事实上，这种方式也一直存在，分餐带来的服务成本附加到人均消费中。对于更广泛的大众消费者而言，分餐就不是那么亲民了。徐总表示，疫情以后，接受和赞成双筷的人明显增多了。可见，普遍分餐仅仅是大疫未去的权宜之法，但无论对于中餐聚会的属性特征，还是就中餐经营的成本控制而言，都不是长久之计。

观点二：

公筷和双筷比较而言，公筷足够，双筷太麻烦